【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胡毓堃】
本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叙利亚过渡时期总统艾哈迈德·沙拉登上讲台，宣称叙利亚正“重拾其在世界中的应有地位”。
这是继1967年的时任总统努尔丁·阿塔西之后，叙利亚国家领导人重踏美国领土、重返联大舞台，而这位座上宾不久前还是美国认证的“国际恐怖分子”，可谓本届联大最戏剧性的场景之一。
叙利亚在联大多边舞台高调呈现外交突破，其实是去年12月叙政治剧变、政权更替以来，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与叙过渡政府持续外交接触、多次铺垫、各取所需的自然结果。对各方而言，直接接触都只是潜在战略调整的第一步，面对多种潜在变数，叙国内和地区局势可能朝什么方向发展，仍需谨慎观察。
沙拉在联合国大会上呼吁取消对叙利亚的所有制裁
各图所需、水到渠成的回归
展开剩余89%即便不谈演讲内容，沙拉站在联大讲台发言的画面本身，对国际社会和国际政治舞台已经产生了足够的戏剧性效果。这一点从横向、纵向两相对比显得尤为明显。
就横向来看，本次联大与沙拉登台具有类似效应的无疑是巴勒斯坦迎接第二波西方承认浪潮，可作为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巴合法领导人阿巴斯遭美国吊销签证，只得以视频形式讲话；相比之下，不久前还是美国指定“国际恐怖分子”、当前领导人身份尚未“转正”的沙拉反而亲临纽约，从联大讲台到场边开展“旋风外交”。
就纵向来看，叙利亚作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其领导人历史上只有两次来到联大舞台——第一次要追溯到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叙利亚失去戈兰高地后，阿塔西在联大发表演讲。三年后阿塔西被哈菲兹·阿萨德的“纠正运动”推翻，而在阿萨德父子时代54年，美叙关系紧张，领导人不受美国待见，常年由外长代表叙利亚出席联大。
假如没有去年12月叙政局突变、阿萨德政权垮台，1967年阿塔西率团那次仍会是叙领导人迄今唯一一次联大之行。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如今这第二位叙利亚领导人从“国际恐怖分子”到美国和联大“座上宾”的身份切换之快：
曾以“朱拉尼”之名更为人知的沙拉，22年前加入“基地”组织，2006年因在路边安装炸弹被驻伊（拉克）美军逮捕、囚禁五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他领导的“努斯拉阵线”（2016年与“基地”组织分家，后重组为“沙姆解放组织”）和他本人先后被美国国务院认定为恐怖组织、国际恐怖分子，还在2017年5月被美国悬赏1000万美元缉拿……
19年来，沙拉先后做过美国“阶下囚”、美国悬赏的“国际恐怖分子”、美国与联大欢迎的“座上宾”。而官方取消恐怖分子认定、撤销缉拿悬赏、应邀成为最特殊的“纽约客”，如此反差鲜明、天壤之别的身份改变，就发生在不到10个月内。
这固然从侧面体现了美国政府对叙政策的灵活与弹性（毕竟阿萨德政权是沙拉与白宫的“共同敌人”），但也不能否认是双向奔赴的结果。沙拉及其“沙姆解放组织”打破叙原有政治生态，成为该国乃至中东地区新的“X因素”，让各方看到了新的契机，亦有了各自的新需要。各图所需，自然开始接触，且铺垫早已做足。
域外大国乃至国际社会对叙过渡政府的核心诉求，就是减少中东地区的不稳定因素，主要是参与反恐合作（而非与恐怖主义和极端组织合作），其次还包括促成难民回归、缓解地区和欧洲国家的难民压力与危机。
与此同时，它们也希望通过激励与施压等“组合拳”式的接触，促使过渡政府在叙国内推动各项改革，包括尽早举行全国大选、建立能整合全国各地的多元包容政府，保护少数族裔、宗教少数、妇女等群体的权利，实现国家和平重建。
站在西方国家的角度，对叙新领导层的另一重期待，在于使之成为撬动地区局势、重塑地缘结构的一个楔子。阿萨德时代大马士革被视为莫斯科的盟友，同时与伊朗、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巴勒斯坦哈马斯与杰哈德等地区势力，形成了美国、以色列眼中的“敌对同盟”。阿萨德既倒，意味着对手堡垒可能出现从内部瓦解的切入缺口，争取沙拉和叙过渡政府的尝试自然不能放弃。
由此解释了早在去年12月下旬，沙拉尚未“就职”，美、德就派团前往大马士革与之会谈，美方还当面承诺停止“悬赏”沙拉。今年5月，马克龙与特朗普先后分别在巴黎和利雅得会见已有国家元首头衔的沙拉。7月美国正式将“沙姆解放组织”移出外国恐怖组织名单。一个月后，叙外交部确认收到联大历史性的邀请函。
在联合国总部，相比于仍与之保持在接触阶段的美、法、意等大国领导人，迈出更实质性步伐的反而是乌克兰。沙拉与泽连斯基会晤后，双方旋即恢复已中断三年的外交关系并签署公报，无疑是前述地缘变局考量的绝佳体现。
2022年，阿萨德政府承认俄罗斯支持的乌东两个“共和国”，并宣布与乌克兰断交。现如今迅速恢复外交关系，显然沙拉满足了乌克兰在主权和领土议题上的基本立场。用泽连斯基的话说，“详细讨论了发展合作的潜力领域、两国面临的安全威胁以及应对这些威胁的重要性”，同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建立关系。虽未透露细节，但话里话外的意思很明显：叙利亚不会像过往那般坚定站在俄罗斯一边。
于沙拉而言，重返联大舞台要争取的目标同样明确：取消国际制裁，赢得国际支持与认可，增强其本人和新政府在国内的合法性，改善叙外交处境，呼吁国际社会加大施压以色列、消除周边安全威胁。
从今年4月开始访问高加索和中东地区多个伊斯兰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到实现会见美法两个西方大国领导人，再到本次联大与鲁比奥、马克龙、梅洛尼、泽连斯基等人会晤，接受美国中情局前局长彼得雷乌斯采访，沙拉充分利用外界的好奇和期待实现华丽转身，无疑增强了个人权威，为叙利亚争取到了阿萨德时代不曾有过的更多外交空间。
别的不说，当万里之外的叙民众在全国各地通过大屏幕收看沙拉在联大演讲，听后者传递出改天换地的成就、“三大支柱”（平衡外交、安全稳定、经济发展）战略、安全威胁现状时，与之相伴的欢庆氛围和烟花燃放的声音，都体现出叙利亚人民在多年饱经战火折磨、外界孤立之后，对重返国际社会的喜悦心情。
谨慎乐观，变数仍待观察
当然，无论各方动机为何，减轻国际制裁、打破国际孤立的状态，并尽快走出13年内战的创伤，对于2500万叙利亚本土人民和海外1300万叙利亚难民都是好消息。联合国难民署今年3月发布的报告显示，叙政局剧变后，超过80%的叙利亚难民希望重返家园，显著高于去年4月的调查数据（57%）。
叙民众对局势走向比内战期间更加乐观（至少增添了新的期待），不过无论是国内由乱到治、地区格局重置、外交环境重塑，都远非一日之功。考虑到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各国对叙过渡政府一是“听言观行”、摸清叙新掌权人的态度，二是保留“组合拳”，现阶段至多只是“战略微调”，并未从根本上重设对叙新政策。迈出第一步后，各方才会面对更多变数、更大阻力。
以叙过渡政府最关切的解除制裁为例，今年5月美叙领导人利雅得会晤期间，特朗普就承诺取消对叙制裁，并在回国后签署行政令，放宽对某些商品出口叙利亚的管制，并免除对叙利亚接受某些外国援助的限制。美国财政部发布了涉叙当局、央行、国有企业往来及美国企业在叙投资许可，美国国务院则发布为期180天的制裁豁免。
从内容可见，美国对叙制裁一方面只是暂时豁免、从“即刻执行”变为“缓刑”，另一方面是部分豁免，源自《凯撒叙利亚平民保护法案》（《凯撒法案》，2020年生效）的多数制裁仍然有效，且特朗普无法以一己之力废止——这部美国国会通过的法案只能经国会投票才能永久撤销，否则在其框架下对叙制裁最多只能暂缓180天。
近期美国国会就是否撤销《凯撒法案》展开了激烈辩论：支持撤销者认为该法案本是针对阿萨德及其家人所谓“战争罪”而通过，既然阿萨德政权不复存在，法案自然失去意义；反对者则强调不能给叙新政府过早“松绑”，甚至有人把解除制裁视为“奖励恐怖分子”。
2025年5月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沙特会见叙利亚过渡时期总统沙拉
9月上旬，部分国会众议员在2026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中增加了撤销《凯撒法案》的修正条款，但在众议院投票中遭到否决。美国政坛在对叙制裁问题上的意见不统一，也体现了西方世界对叙新政府的矛盾态度：既不想当即把沙拉政府像阿萨德那样推到自己的敌对面，又担心他“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的历史，生怕过早全面取消制裁会给自己培育后患。
基于既有期待、又不放心的两重心态，美国和西方世界眼中最稳妥的做法，自然就是“边看边动”，即部分&有条件取消制裁、释放一定善意，但又不彻底松开枷锁，以观察沙拉政府后续内外政策的动向。只要后者稍有“离经叛道”之处，就随时将现有枷锁收紧。由此，叙利亚的外交环境正常化虽可期待，却还不到完全实现的时候。
域外国家的心态矛盾但简单明了，可地区国家基于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对叙过渡政府的态度要更复杂得多，尤其是邻国以色列近期对叙出现趋于强硬的态度变化。
去年12月以来，以色列利用叙政治变局，以“自卫”为由，趁机占领戈兰高地缓冲区及其毗邻地区，违背了1974年叙以脱离接触协议（按照协议，该缓冲区由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驻扎）。
同时以政府依据叙南部苏韦达省德鲁兹人占多数的现状，要求在叙南部建立所谓“防御区”、对叙方进行“非军事化”。在此期间，以色列对叙利亚的空袭等军事打击并未停止。
尽管沙拉在联大讲话时再次呼吁对话、重申回归1974年脱离接触协议，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托马斯·巴拉克也曾表示叙以接近达成协议，可内塔尼亚胡再次摆出降低谈判预期的姿态，大谈确保以色列利益、叙西南部地区“非军事化”、保护德鲁兹人等强硬条件。
随着加沙地带危机持续发酵，以色列面临前所未有的国际压力，以政府正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在中东多地点燃炮火、转移各方注意力和自身压力。叙利亚是否会成为以色列当前策略下的又一个牺牲品，仍不得而知。
除此之外，办好国内的事是沙拉和叙过渡政府走出旧日困境、真正实现“破局”的根本前提。
由于去年“沙姆解放组织”仅用11天就完成政权变天，速度之快令他们反而要加紧建构自己的新政权合法性，组织全国对话会议、组建临时政府“多元包容内阁”，与叙库尔德武装领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签署协议、将后者整合进国家机构。与此同时，沙拉在多个场合释放出保护少数群体、宗教自由、打击恐怖主义的承诺。
然而叙利亚的结构性“散装”（西南部的德鲁兹人、西部沿海地区的阿拉维派、北部库尔德人聚居区、北阿勒颇和拉塔基亚省的土库曼人、中部地区伊斯玛仪派等）意味着一纸协议无法当即化解所有矛盾。
今年3月西部沿海阿拉维派聚居区的流血冲突，7月苏韦达省的激烈武装冲突，近日“叙利亚民主力量”与当局罔顾协议、在阿勒颇省再起冲突，均造成惨重伤亡，亦无一例外表明阿拉维派、德鲁兹人、库尔德人与当局远未达到实质互信或整合。
内战矛盾延续、内乱未弥，走出经济困境、重建国家、举行大选建立正式政府等议题更是遥遥无期。对沙拉和叙过渡政府来说，走进联大、扩大“朋友圈”、增强执政合法性是有效且必要的，但也只是“万里征途”的开始。结束纽约座上宾的风光行程，回到大马士革后，一个个实际挑战正等待着沙拉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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